也谈《清史稿》之不足

在中国古代修史书的一般惯例是后以朝代修前一朝代的史书。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在民国三年（1915年）建立了清史编篡馆。到1931年才用时17年才最后完成了这部对清代历史全面记录的煌煌巨著。该书有五百三十六卷。其中计有本纪十二，志十六，其列传有单讲一人的本传和合传共15个。主持修纂这部巨著的人员有名可查的大约五百九十余人。其馆长为清代四川都督赵尔巽，总纂官柯邵柯劭忞，总阅于式枚，其他的题名者达九十于人1，名誉职约有三百于人，执事人员二百余人。其编纂的大概过程在金梁的《清史稿刻记》中有详细的记述“其取材则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和征求所得；务求传信，不尚纹饰焉。”其中还提到此稿经过初稿、次稿，修正、历时十二年而成书。所有参加修该书的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十分的顽固的效忠清王朝故而大多有以修书而行报效旧主的念头。所以使得这部巨著做为信史的价值大打折扣，而反动的北洋政府对此也是不闻不问，在金梁等人的控制下这部史书采取了一种以清代臣子修清史的口吻，故而其书中不免有隐真造伪之事。
金梁的《清史稿校刻记》所说“国史，旧志及本传”及是清代自己所修的史书。遵照清代旧史修书自然使得一些评价有失公允。遗老们甚至打算为末代皇帝溥仪也立本纪并拟定为《今上本纪》。并打算为当时的保皇党张勋、康有为、劳乃宣、辜鸿铭等立传，还要吧因为终于清室但只是自杀于昆明湖的王国维列入《忠义传》。溥仪结婚在清灭亡后，且修撰《清史稿》时其人尚在人间，而立《宣统后妃传》完全没有体统。由此不难看去《清史稿》一书的修书中心思想完全是从反对革命拥护旧朝复辟的角度出发的
如在《本纪》中“宣统三年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武昌、、、、、、”“九月癸酉云南新军变”以谋乱、政变等词语来描述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等革命活动其用心可见一般。
将民国成为叛逆，王国维等人是民国时期才死去的但《清史稿》中却大量使用了把溥仪所赐给他们的谥号在，以至于在中华民国的已经建立后还使用宣统九年的年号（《张勋传》）其中种种谬误与荒唐可谓是中国千年修史书所未有。当然支持者也知道其中种种谬误是不容易过关的，所以才不断拖延时间，最后趁着1927年北伐战争，得到吴，佩孚、张宗昌等反动军阀的支持仓皇之间将此书在沈阳印行，此书已经发行则流毒广泛，其中许多东西是要辩证的分析批判使用的。
特别是其中关于云南历史有许多草率之处，如其中的云南土司卷，完全是粗制滥造，在史料的引用和收录土司的家数上不但混乱无条例，而且更为居心叵测的讲清末云南土司抗击英法侵略的事件一语带过，对英法侵略者对我国云南边境的侵略也是词语含糊。滇史大家方国瑜先生说“记录清代云南有关土司者，多见于前代志书，虽不翔实可供采录，然作者（清史稿的作者）置之不顾，潦草塞责，以至于此，令人叹息”
云南在元明清三代，社会历史发展，由领主经济逐步过度到地主经济，与此相适应之政权，逐渐由土官改为流官。至清朝初年所有的州府县都设有流官，尚有一些土司残余势力多在边界，所以清代土司史稿撰写应该重视边界土司，但纵览其土司专卷则多失实。
故此书在国民党政府时期遭禁止，修清史之事也就一拖再拖，了了无期。